湖北日报讯 图为：郭家庙30号墓出土的编钟。（记者 孙文 视界网 胡刚 摄）

    （记者海冰、通讯员胡刚）枣阳郭家庙30号墓最新出土一套春秋早期编钟，为迄今所见能敲出“商”声的最早编钟。至此，中国古代音乐从“五音不全”发展到“五音齐备”。昨日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、考古队总领队方勤说：“此前认为春秋中期才出现‘商’声，这套编钟的出现一定程度改写了中国音乐史。”

    这组青铜钮钟共10枚，出土于墓葬南室，为目前所知同期最多编钮钟。其型式统一、大小相次、音高稳定、宫调明确，是一套完整的实用的青铜乐器。正鼓部的音高分别为徵（so）羽（la）宫（do）商（re）角（mi）羽（la）宫（do）商（re）角（mi）羽（la），其中两次出现“商”声。

   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音乐考古专家张翔称，商代殷墟墓葬出土编钟发现有宫、角、羽三声。叶家山墓出土编钟，发现有宫、角、徵、羽四声。这次郭家庙出土编钟，在保持西周礼乐正统的四声格局的前提下，加入商声，首次构成“五声”音律系统新格局。

    “因同时期编钟未曾发现过‘商’声，在测音时进行了反复测试”，张翔介绍，一开始像做X光片一样，用电脑为10枚钟测频谱，初步读出音高，再请多位音乐考古人士及无音乐素养的人一起耳测，结论是包含“商”声无疑。随后采集声音编成《茉莉花》做实验，发现该编钟音乐表现力较现代乐器毫不逊色。

    方勤称，五声音阶的完整呈现，标志着编钟音乐性能由节奏性向歌唱性发展，具有划时代意义，也是西周礼乐制度成熟的标志。这对中国音乐形成以五声性为主要特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一定程度影响到中华民族乐感心理的形成。

郭家庙出土的迄今最早的商音编钟。

    本报讯（记者黄征通讯员胡刚）昨日记者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，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又有新发现：在GM30出土的一套编钮钟距今约2700年，为迄今发现的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“五声齐备”编钟。

    2015年9月至今年1月，省考古所在郭家庙三个不同地点发掘清理墓葬88座、车马坑一座，出土各类文物1100余件。GM30墓的编钮钟位于墓葬南室，共10件，保存完整、位置关系明确，为目前所知春秋早期数量最多的编钮钟，其型式统一、大小相次、音高稳定、宫调明确，是一套完整实用的青铜乐器。

    湖北省考古所所长方勤介绍，中国古代的五音为“宫商角徵羽”，而此前的考古发现显示，西周时期固定音高乐器的宫调系统皆无“商”声。这套编钮钟其正鼓部的音高出现了两次“商”声，分别出现在相邻的两个八度里，“通俗地讲，过去的乐器只有四声，‘五音不全’。这套编钮钟‘五声齐备’，是揭示编钟发展历程的一次重大发现”。

    方勤进一步解释，从编钟的发展历程看，2013年在叶家山墓地出土的一套5件编钟，是最早的成组编钟之一，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能发“宫”“角”“徵”“羽”四声，无“商”声。

    此次在郭家庙出土的编钮钟，年代在公元前700年，它在叶家山“周原四声”（“宫”“角”“徵”“羽”）的基础上，增加了“商”声，构成了“五正声”的宫调系统新格局。这套编钮钟是对叶家山西周早期编钟宫调系统的继承，也是对旧有格局的发展和完善。

    郭家庙编钮钟在“一钟双音”结构上还出现了一些改变，增强了乐钟演奏旋律和变换调式的能力。方勤说：“这些变化中，有一部分特点和公元前433年前后的曾侯乙编钟一样。所以它是曾侯乙编钟的先声。”

叶家山编钟（公元前1000年左右）（资料图）

音乐表现力更丰富

    编钟从“五音不全”到“五声齐备”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昨晚接受长江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、音乐考古专家张翔从音乐发展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。

    张翔说，郭家庙GM30出土钮钟，体现了西周礼乐制度在春秋早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，是西周礼乐制度成熟的标志。其“五声齐备”的特点不仅对音乐本身的发展有影响，还对中国音乐形成五声性的主要特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同时也客观影响到中华民族乐感心理的形成。

    他介绍，站在中国音乐考古史乃至世界音乐考古史的角度来看，叶家山编钟、郭家庙编钮钟和擂鼓墩曾侯乙编钟的考古发掘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，脉络清晰，证据完整。“从编钟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，中国音乐中五声的形成是逐步的，西方的叙利亚、希腊也一样，开始都只有四声，然后逐步变得丰富”。

    从叶家山编钟的四声到郭家庙编钮钟的五声，经过了300多年的时间。张翔说，“五声齐备”后，音乐的表现力更强，旋律更优美，人们听到的音乐层次和感受更丰富。

    “从目前的考古情况来看，还没有发现和郭家庙编钮钟一样‘五声齐备’的其他乐器。”张翔说。（记者黄征）

“五声”最早出自《管子》

    中国古代的五声“宫（do）”“商（re）”“角（mi）”“徵（so）”“羽（la）”，分别对应西方音阶的1、2、3、5、6。古代文献中关于“五声”的记载，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《管子》。

    张翔介绍，郭家庙编钮钟由“徵”音而起的“五正声”排序，是管子声律法的最早实例，在科学史（数学、声学、律学、声律法、乐器学）上的意义重大。“过去有人质疑《管子》这本书是否真实存在，这套编钮钟的发现有助于解除这种疑问。”

    音乐理论家黄翔鹏在上世纪70年代对这一问题早有认识。他指出，人们对《管子》一书的写作年代问题有争论，但写作年代并不等于其形成理论的年代，其《地员》篇音律理论，很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新音乐在实践中提出理论要求时的产物。

    《管子·地员第五十八》中，明确记载了五声的声律方法，以及和五声带给人的感觉，比如“凡听徵，如负猪豕觉而骇。凡听羽，如鸣马在野。凡听宫，如牛鸣窌中。凡听商，如离群羊。凡听角，如雉登木以鸣，音疾以清。”

    在其他文献中对“五声”或曰“五音”也多有记载。如《周礼·春官》中记载：“皆文之以五声，宫商角徵羽。”《孟子·离娄上》记载“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”。（记者黄征）

曾侯乙编钟（公元前433年前后）（资料图）

链接>>>编钟考古大事记

    1978年，湖北随县城郊的擂鼓墩出土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编钟。这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，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，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，也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套编钟，是中国文物考古、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，改写了世界音乐史。此前，出土编钟最多的，一是建国前发掘的河南辉县琉璃阁60号墓，二是建国后发掘的安徽寿县蔡侯墓，分别出土各类钟29件。

    1981年，擂鼓墩2号墓出土了一套编钟，有钟36件，至今仍可演奏古今中外乐曲，是除曾侯乙编钟之外我国出土的第二套音域宽广、音色优美、可供演奏及研究的大型古代打击乐器。

    2000年2月，湖北荆州天星棺二号墓地出土两套大型编钟，各由14件组成，青铜制造，高0.72米。该墓地系楚国封王鄱乘的夫人墓葬地，距今2300多年。

    2012年6月，湖北宜昌枝江市万福垴遗址发现12件编钟，这些编钟上有文字还有精美图案。考古学者研究认为是西周中期文物，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楚国编钟。

    2013年7月4日，湖北省随州市叶家山发现1个镈钟和4个甬钟，5件为1套。该编钟比曾侯乙墓出土的早500余年，在目前考古发掘的同时代编钟规模中，规模最大。这组编钟可以发9个音，足以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。其编钟数量是目前西周早期墓葬中最多的。与曾侯乙墓编钟相比，叶家山墓编钟等级可能比较高。（记者李少峰/整理）